第一辑

在西周前期，《周易》一书由天子的卜筮之官世守着。由于这门学问由专人掌管，因此，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。

到了春秋时代，这种状况好象依然没有改变。最明显的证据是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：“晋侯使韩宣子来聘，……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‘周礼尽在鲁矣！”棗象韩宣子那样的人，也只有到了鲁国，才能在“太史氏”那里见到《易象》，可知这书，连晋侯那里都没有，一般人更是见不到了。再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二年》云“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……”，可能陈侯亦无此书。

然而，对于《周易》的研究，早在春秋时代，或者更早，恐怕就已有了象《说卦》般专谈卦象的著作。否则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所记二十几条筮例，其年代不同，各国有别，而所讲的八卦之象，何以会如此一致？而且，可能也有了类似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阐释卦义的专著。因为，由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所记穆姜对“元亨利贞”四字的解释看，它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其它筮例对此的解释，多有雷同之处。（详见《〈左传〉〈国语〉筮例》）同时，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筮例中所谓“屯，固；比，入”和“坤，安；震，杀”等，文字简约，皆以一字断卦义，很可能出自当时阐述卦义的专著。

至战国时代，《周易》的传播范围已有所扩大。棗但它流入民间，起码已是春秋末期的事了。棗为《周易》经文作传的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《系辞》等，已在这时写成，因前面已有专文讨论《易大传》的问题，此处即不详述了。这时的读书人，如庄子已说出了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的话（见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）。荀子则开始引用《周易》经文与发挥传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（如《非相篇》《大略篇》等），但这时《周易》的学术地位仍然不高。当时一般读书人要学的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《周易》尚不在其列棗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秦统一天下。因为当秦始皇焚书时，被当时儒生所推崇的“圣贤之书”尽皆被毁，“而《易》为筮卜之事，传者不绝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语）。

这就是说，《周易》在秦统一天下后，仍属“筮卜之事”，没有很高的学术地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逃过了那场秦火。

到了西汉，《周易》却凌驾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之上，成为“六经之首”。

班固誉之谓“大道之原”，而扬雄也说：“六经之大莫如《易》。”于是乎平步青云，为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作传注的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《系辞》等，也被列入经文了。

西汉人为什么把《周易》抬到如此高的位置呢？

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谈谈孔子和《周易》的关系。

根据传统说法，被后人称谓“十翼”的《彖·上》《彖·下》、《象·上》、《象·下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·上》《系辞·下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十篇解释《周易》古经的文字，系孔子所作。这种说法源于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，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”

那么，这所谓“十翼”是否出于孔子之手？

这个问题首先被宋人欧阳修在《易童子问》中提出来了。

他认为自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，都不是孔子所作。根据是：“从说淆乱，亦非一人之言也。”“谓其说出于诸家，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，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。谓其说出于一人，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。其遂以为圣人之作，则又大缪矣！孔子之文章《易》《春秋》是已。其言愈简，其义愈深，吾不知圣人之作，繁衍丛脞之如此也。”

欧阳修不仅从文字上发现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不象孔子手笔，从内容上也发现种种矛盾之处：“《文言》曰‘元者，善之长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利者，义之和也。贞者，事之干也。’是谓《乾》之四德。又曰：‘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贞者，性情也。’则又非四德矣！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，则殆非人情也。”又据《系辞》：“河出图，洛也书，圣人则之。”又说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。”及到《说卦》却说：“观变于阴阳而立卦。”这样“八卦”共有三出。于是欧阳修说：“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，则殆非人情也。”

他还从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等行文的口气上看出了问题：“‘何谓’‘子曰’，讲师言也，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者，筮人之占书也。”

但欧阳修仍相信《彖》《象》为孔子所作。

接着，宋人赵汝楳在其《周易辑闻》中也疑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是由汉儒窜入，《系辞》多称“子曰”，亦为门人所述，不是孔子之笔。

元人王申子在《大易辑说》中亦斥《序卦》非孔子之言。清人崔述于《洙泗考录》中以结实的证据，证明《象》中有的话系引用曾子之言，进一步断定《彖》《象》亦非孔子所作，“必曾子以后之人之所为”。

宋、元及清人的这些见解，引起了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，特别是经过今人多方面的探讨，考证，基本上已经推翻了古人关于“十翼”为孔子所作的传统说法。

那么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说孔子为《周易》作“传”，这会不会是无稽之谈？

我们认为还不是。因为孔子离汉初不过二百多年的时间，象司马迁、班固那样对史料认真负责的人，绝不会凭空编造，他们一定言之有据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及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中曾详细列出了孔子传《易》的师承关系名单，从这两张名单上看，其中虽稍有不同，但他们师承授受，都是传至当时的西汉人田何。汉人最重师承关系，如无一定根据，班固等怎能编造？

我们想，孔子是鲁国人，又在鲁国做过官，也一定见到过韩宣子在鲁国所见的“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”，尤其这“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”是体现周礼的书，孔子怎会不看？故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孔子“因鲁《春秋》，举十二公行事，绳之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至获麟而止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”。很清楚，孔子做《春秋》，自与《鲁春秋》有极密切的关系。说孔子读《易》“韦编三绝”，也不会是妄说。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！”这正是“晚而好《易》”的证据。同时，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，孔子曾引用过《周易》之《恒》卦九三爻辞的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，并说：“不占而已矣！”据此，我们可以肯定：孔子是研究过《周易》的。而“不占而已矣！”也正可以说明孔子曾经“占”过。

象孔子这样的人，特别是到了晚年，在周游列国，四处碰壁之后，潜心于《周易》“而为之传”，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。故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说孔子为《周易》作传，一定是言之有据的事实。如前所述，由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筮例考之，起码在春秋时代，对《周易》的卦象就已有了统一的解释。对卦义与卦爻之辞，可能也有了注解与说明。孔子只是象删《诗》一样，对此进行了整理。一向主张“述而不作”的孔子，对这些古人《易》注，可能也作过口头阐释，故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于夫子。”这话大概是有根据的。

关于这一公案，我们可以这样设想：孔子在前人说《易》的基础上，曾经对《周易》作过一些口头阐释，他的弟子及后人把这些阐释记录下来，并加工补充，到战国初期至中期，形成了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《系辞》的主要篇章。这些篇章反映了孔子思想，但却是后人托孔子之名而作。

作为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动，西汉人又把儒家捧了起来，特别到了武帝时，儒家已处于独尊的地位。建元五年，置五经博士，《易》在其内。汉初之人想必都知道孔子为《易》作注的事，圣人既然为《周易》作过传注，《周易》的学术地位也就假孔子而益高了。恐怕这就是《周易》到了汉朝，一跃而为六经之首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经过一场秦火，西汉初年“天下但有《易》卜，未有它书”（见《汉书·刘歆传》），直到孝惠帝时，才去掉禁止民间藏书命令，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书，渐渐与世人见面。而汉初传《易》之人，本于田何一家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汉兴，田何传之。”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要言《易》者，本之田何。”

后来汉《易》逐渐成三家：除田氏《易》外，又有梁人焦延寿以《易》言灾异另有费直出古文《易》传人。到了班固作《汉书》时，《易》已有十三家，二百九十四篇。而田何《易》传丁宽等四人，丁宽传田王孙，田王孙传施仇、孟喜、梁丘贺。田氏《易》，传至施、孟、梁丘无非四传，但据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刘歆说：“往者，博士《书》有欧阳，《春秋》公羊，《易》则施、孟、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《谷梁春秋》，《梁丘易》，《大小夏候尚书》，义虽相反，犹并置之。”可见到宣帝时，《梁丘易》已与施、孟之《易》“义虽相反”，不一样了。

一家之《易》何以会如此呢？

这是因为《周易》之学在西汉突起之后，特别到了宣帝、元帝年间，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，还可以做官，象鲁人周霸、莒人衡胡，临淄人主父偃等，曾以治《易》当了大官。

于是有些人把治《易》当作晋身之阶，纷纷传习，持论也多自标新立异起来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中讲到蜀人赵宾“持论巧慧，《易》家不能难，皆曰‘非古法也’。”还说孟喜改师法，“上闻喜改师法，遂不用喜”。由此可知，西汉初年，《周易》经文已开始受到人们的曲解，故后人多以为汉《易》可信，其实，汉初即有人“持论巧慧”“改师法”了。

但总的说来，西汉人还是重视经义的，更加那时离《周易》形成的年代不远，故《周易》卦爻辞的本义，当时还未全部失传。特别是施、孟、梁丘三家所传《周易》，因本于田何，故在西汉十三家中，占据极重要位置，被《汉书·艺文志》排在首位，对两汉儒生有过很大的影响。

因其书久已亡佚，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施仇、孟喜、梁丘贺三家之《易》，只是散落于汉、唐、宋诸书中的片言只语罢了。现略辑诸书所引者，以窥西汉古《易》之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