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是民国二十八年,农历己卯兔年，这一年有闰月，闰的是农历七月，当时官方通行公历，但民间乔迁、婚嫁、动土等大事仍然依赖农历和通书择日，那一年的春节是公历2月19日，所以1939年的农历新年比往年晚，整个节令节奏也随之推后，乔迁吉日的查询主要依据《玉匣记》《象吉通书》等民间历书，核心是避开“四离四绝”“月破”“岁破”以及主家生肖的冲煞日。
当时通书上标注的吉日通常以“宜入宅”“宜移徙”为标记，这两个词在传统择日中是有区别的。“移徙”多指搬家具、迁居但未正式安香火，“入宅”则指正式进宅、安神位、开火做饭，1939年通书里，正月、二月、五月、八月的“入宅”吉日相对密集，因为这几个月份避开了农忙和酷暑，也符合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生活节奏，查询时还要注意，1939年没有统一的天文台民用历书，各地书局印制的通书在吉日上会有两三天差异，比如上海广益书局和北平老二酉堂的版本就不完全一致。
以1939年农历正月为例,通书上标注的入宅吉日多集中在正月初六、初十、十八、廿二这几天，正月初六是己卯年丙寅月癸酉日，酉日与属兔的人相冲，所以属兔的主家要避开，正月十八是乙酉日，同样冲兔，当时择日先生会先问清全家人的生肖，尤其是户主的属相，再把冲煞日排除，二月里，二月初八、十六、廿四常被列为入宅吉日，但二月十六是丁卯日，与属鸡的人相冲，属鸡的户主就不能用。
农历五月因为有个“毒月”的说法，入宅吉日较少，通书多推荐五月十三、廿一这两天，五月十三是庚午日，午与子鼠相冲；廿一是戊寅日，寅与申猴相冲，到了农历八月，因为临近中秋，气候干爽，吉日较多，八月初三、初九、十五、廿七都是常见选择，其中八月十五虽是中秋节，但通书上常标“宜入宅”，因为月圆象征团圆，民间反而喜欢选这天，不过八月廿七是辛巳日，巳与亥猪相冲，属猪的人要避开。
选好日子后,1939年的通书还会指定入宅的吉时，通常分“进宅”和“安香”两个步骤，进宅多在上午辰时（7点到9点）或巳时（9点到11点），取阳气上升之意，安香火则多在午时（11点到13点）之前完成，如果通书上写“宜卯时”，那就是清晨5点到7点，当时没有电灯，普通人家会提着灯笼或油灯进门，象征“灯火不断”，1939年一些大城市已经有了电灯，但乔迁时仍保留提灯进门的旧俗。
入宅当天,主家要准备米、盐、糖、茶和一对新扫帚，米桶里放一张红纸，写上“常满”二字，进门顺序是户主先跨火盆，再提米桶，最后家人依次进入，1939年战事已起，华北、华东不少地方物资紧张，但乔迁仪式能简则简，通书上特别注明“若逢非常时期，可只行安香礼”，有些家庭还会在门楣贴“入宅大吉”红纸条，三天内不扫地、不向外泼水，怕把财气扫走，这些规矩在当时的北平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略有不同，但核心都是求个安稳。
1939年正值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三年,很多家庭乔迁并非自愿，而是因为轰炸、逃难或工作调动，这种情况下，严格按通书择日往往不现实，当时一些民间先生会退而求其次，只避“月破”和“岁破”两个大凶日，其余日子只要不冲主家生肖就用，比如1939年岁破在西方，酉日冲卯，所以属兔的人尽量不选酉日，月破日则是与当月地支相冲的日子，如正月寅月，申日就是月破，通书上会写“诸事不宜”。
如果实在无法按吉日乔迁,1939年民间还有一种“借吉”做法：先搬一两件象征性物品进新居，比如一袋米或一尊香炉，算是“入宅”了，正式搬家再另选日子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逃难人群中很常见，有些人会查阅《协纪辨方书》里的“成日”“开日”“定日”，这些日子即使通书上没标“宜入宅”，只要不犯冲煞，也可勉强使用，如今回看1939年的乔迁吉日查询，更多是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安慰，真要实用，还是以当下正规天文历法和家庭实际情况为准。